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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革期间，每有外宾来，为弄出点莺歌燕舞，换了人间的样子，都要做不少手脚，以防安东尼奥尼之流用电影机拍去落后形象。——现在写文章说旧事比较麻烦，说到安东尼奥尼，可能还得加点注释。没办法，不去管了。——记得当年公社布置各生产队批“安东尼”（因为后面的“奥尼”加上去嫌长，农民读不下来），社员并不起劲，因为大家根本不知道“安东尼”拍了什么电影。只有城市，特别是首都北京和被安东尼奥尼摄影机扫过的地方，批得很猛（当然，反应过火，也是为了解脱政治干系）。当时的大报连篇累牍，火力集中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意大利电影界当时不知惊慌莫名到何种地步，看中国人批判的阵势，如果“安东尼”生在中国，“交给群众处理”，小命早就没有了。直到前些年，方有幸得一睹《中国》真面目，实在没有什么，我还认为安东尼奥尼大大地美化了文革笼罩下的中国。
那是家里的真实情况被洋鬼子用机器拍了去，人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，没办法。去年，有公开的话题是“中国人海外旅游形象”，说的是中国人在海外的种种不文明表现，那就是送出去给人看的了。我想，所谓海外不文明行为，与村夫野老泼妇刁民无甚关系，因为我们中国还没有那么多的穷人能有钱出国观光。经常能出国观光的是些什么人，想来也不用我说。有几位研究外国思想史、文化史的朋友，其著作在国内也算比较有影响了，可是竟从来没有出过国，因为从来也没有人想到得让他们知道些外国的事，你说怪不怪？而你看官人撒娇，总是说，累死了呀忙坏了呀，下个星期又要出国呀，上个月才出去，时差还没倒过来呀，又是拉斯维加斯，有什么意思呀……
所谓“海外形象不佳”，是因为在海内就没有想要树立什么好形象，内外无别，保持一致而已。中国人花钱跑到文明国家转悠几天，表演乱扔垃圾，吐痰，抠脚，大嗓门，这不是很“本色”吗？在家里不也是这么干的吗？难道要他们也矫情一番，把自己掉落的头发也用纸巾包好不让它落在地上？其他不论，就说你刚才在会上批评国人“海外形象不佳”，为什么不小心就提高了嗓门？为什么讲话的声音越来越高？海外的官人敢这样做报告吗？这个话题早就说烂了，好像也是无人理睬。中国人自古以来可能就是这样豪迈，野老泼妇，哪个不以能站在村口吼几声震人而自得的？现如今的干部，有几个不是凭着“声音响”立威、加官的？经常出洋相的，多是在家里粗野成性的人，轮到出国，就把家里的派头带出去展示了。
粗野的习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还是随着改革开放从外国溜进来的苍蝇？都不是，这是中国文化世代积累并日常应用的。中国的专制者，有哪个想过要使自己的国民有尊严地活着，让他们行使自己的权利，进而珍视民族的荣誉？专制者总是想方设法地作践自己的国民，不让他们站直，不让他们有自己的意志和思想。这是专制文化孕育的“老根”。请想，一个见圣旨就磕头，见官得下跪的，听到表扬就谢恩的被称作“草民”、“黔首”、“布衣”的民族，能有什么自尊呢？比如，因为县长要到学校视察，校长让低年级小学生站在冷风中等候两三个小时，从小就这样培养出来的人，有自尊心么？他的心理怎么可能不卑微？
有次在上海火车站，车站的工作人员和警察用手依次推进站的乘客，嘴里不断地喊“快！快！快！”那趟车是始发车，时间还早。他们那样催乘客快跑，是没有必要的。我善意地劝他们不要用手推人，在我看来，这种动作是对他人的凌辱。没想到警察瞪着眼睛反问：“推一下又怎么样？你想找麻烦？”——看来，在他的眼里，所的乘客都是“不怎么样”的。然而，在另一个场合，警察也很卑微。有天黄昏，看到几条马路上排满了警察，二三十米站一个，奇怪地问：“什么人来了？”那警察没好气地反问：“你以为他们会告诉我？”比较一下，不难发现，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，人的尊严是没有保证的。
要树“海外形象”，先得尊重自己的国民。
如果阿Q不改习气而照样做到了县长市长甚至更大的官，未庄的小D和王胡就不可能有做绅士的念头，他们的一招一式也一定会保持本色。看每年那些倒台的一批以及以后肯定要倒台的官僚，在日常行为上，有几个是真绅士？
所以，改变中国人海外形象，绝非仅仅向出国旅游者交代一下“出国须知”就能办得到的事，得挖根子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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